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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郊疗养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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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柏林火车站时,连半马克的电车都舍不得叫,徒步回公寓,把公文包放在门垫上,在将自己扔在床上,鞋也不脱。

睡醒了,把那份千辛万苦弄来的诺曼底材料再看几遍,越看越觉得是真的,越看越觉得这次终于轮到他赢了,然后雄赳赳地走进保安局大楼,把材料往基尔曼斯埃格桌上一拍。

大队长皱着眉头看完,拿起电话打给保安局长那个大腹便便的老家伙。

再过十分钟,奥托·君舍接起电话,语气和接起任何一个吵醒午睡的电话别无二致;诺曼底登陆前两天?我在办公室,巴黎维希总警监也在,还有其他六个人,你要名单吗。”

他把这场戏在脑海里排演了两遍,第一遍是全景镜头,第二遍给了基尔曼斯埃格抽搐的嘴角特写。

门开着,舒伦堡站在门框旁边,指节轻轻敲了两下,“上校。”

君舍连睫毛都没颤一下,只从鼻腔里哼出个模糊的音节。

“沃尔夫中队长,”副官的声音压得很低,低到像怕吵醒这间屋子里除君舍之外的别的东西,“没没回公寓。”

棕发男人缓缓睁眼,琥珀色瞳孔从睫毛阴影里显露出来。

“他搭电车去了保安局,在办公室待到天亮,出来以后去了夏利特医学院,在档案馆里待了很久。”

壁炉里的桦木塌下去,迸溅的火星在铁网上烙下焦痕。

听到夏利特时,棕发男人搭在沙发扶手上的指节倏然蜷起,又不动声色松开了。

“夏利特。”他把这个词在齿间掂了掂。他去做什么?”

“查档案。”舒伦堡的声音不见起伏。

高脚杯与玻璃茶几相碰,发出水晶风铃般的清响,君舍从银质烟盒里抽出一根薄荷烟,卷烟在指间翻了一圈。

那只灰狗在找什么。

狐狸扔给灰狗的骨头,最后一根镶金边,可灰狗没一口吞,没有瘫在家里像条死狗,没有转头跑到主人面前邀功,却偏偏半路拐到隔壁院子里,不知道在刨什么东西。

夏利特….小兔也是夏利特毕业的。

这只灰狗在火车上闻到了什么,不是狐狸的气味,是兔子的,他不追狐狸了,改追兔子,而兔子对此甚至一无所知。

“他翻了谁的档案?”

舒伦堡沉默片刻:“档案员说,是1942年毕业的中国女孩。”

君舍趿着丝绸拖鞋走到窗前,指尖挑起天鹅绒窗帘,湖面上覆着层薄冰,薄到能看见水草的轮廓在缓慢飘扬,一只苍鹭单腿立在冰窟边缘。

棕发垂落,遮住他半张面容。玻璃倒影里,他的嘴角正缓缓扬起来。

有趣。

那笑容不似被逗乐,倒像包厢里的贵族发现舞台上跑龙套的演员突然念错了台词——而正是这个错误,将整出戏引向了谁都未曾预料的第叁幕。

灰狗就这样绕过了狐狸精心布置的陷阱。

留声机里的女声正唱到“我们在那里接吻”,君舍忽然起身,修长的手指拨开唱针。音乐戛然而止,寂静如潮水般漫过客厅,唯余窗外积雪压断枯枝的细微脆响。

“他还去了哪里?”

“去了红十字会,挂了….”舒伦堡的喉结滚动一下。“文医生的号。”

“她在吗?”窗帘在男人指间皱起细密波纹。

“不在,候诊室坐了很久,之后离开了。”

君舍眉梢轻轻扬起。多么精巧的对称,狐狸去求医,灰狗来掘墓。古希腊悲剧里的命运反讽,或是莎士比亚喜剧中最阴差阳错的桥段,不过如此。

他松开窗帘转身,壁炉火光在琥珀色瞳孔里跳动:“查清楚他在火车上见了谁,档案里究竟有什么。”

舒伦堡应声退出去。

君舍拿起那根没点燃的烟放在鼻子下面,薄荷的凉意钻进鼻腔,又咔哒一声放回烟盒。

忽然想起一件事,在阿纳姆,她给他缝手臂上的伤时,他问过她是不是在夏利特读的书。

思及此处。袖扣解开,那道疤痕如今只剩下一线浅白。

君舍转过身,最后拿起酒杯浅酌一口,任凭单宁的涩味在舌根蔓延。

他决定亲自去趟医学院。不是在做什么骑士精神的蠢事,这只是体面绅士对无意中给一位女士带来的困扰,所应尽的义务。

逻辑通顺,措辞别致,至于为什么把这念头在心里反复咀嚼了好多遍,像嚼一块英式太妃糖,他不需要往下想。

—————

君舍从档案馆出来时,已经接近正午时分。

他站在砂岩廊柱下面,把几页纸折好放进口袋,而后慢悠悠摸出根香烟,叼在唇间,打火机幽蓝的火苗在风里晃了晃,转瞬熄灭。

男人又拨了拨滚轮,抬手拢着火苗,低头凑过去。火光在脸上跳了一瞬,照亮日光下几乎褪成浅褐色的眼眸。

他缓缓吐出一口烟,烟雾被风撕成丝丝缕缕。

方才在档案馆,他隔着霉斑与水渍,看见照片里那个站在日耳曼学生中的东方女孩,她抿着唇的模样,像幅被雨水打湿的中世纪仕女静物画。

“呵。”

这声轻笑不知是嘲讽自己的多此一举,还是被某种更复杂的情绪哽住了喉咙。

不是他今天早晨想象中的任何一种笑。

灰狗本该一心追咬狐狸,却阴差阳错嗅到了睡美人手里的纺锤。伸出援手是理所应当的,一位绅士保护友人眷属的名誉,顺便也算…对他眉尾那四针的,酬谢。

烟灰落在廊柱下面的碎石子里,无声无息。男人视线投向对面瘦骨嶙峋的菩提树,看了片刻,摁灭烟头,旋即拉开车门坐进去。

半小时后,舒伦堡的汽车碾着积雪驶来,递上一张便条:柏林东郊,圣约瑟夫康复疗养院,叁号楼,曼德尔教授。

疗养院隐匿在东郊的一片椴树林后面,一栋改过的旧庄园,铁栅栏门上爬满了枯藤。门卫是个耳朵有点背的老头,正用一台小收音机听广播。

君舍把证件放在登记簿上,没签名。

老头的目光先落在那证件上,又在他脸上定住。

君舍回以标准的日耳曼式微笑,径自沿着碎石路往里走,依旧不紧不慢,护工已经在台阶上等着了,勾头缩脑,讲话哆哆嗦嗦。

“教授这半年一直在轮椅上,左边身子不听使唤,但脑子还清楚,他没孩子,妻子战前就走了,一个人住在这里。”

叁楼走廊尽头那间房,门上贴着手写名牌,他敲了两下,过了好一阵,才有个苍老的声音传出来:“herein。”

老人石像般坐在窗边轮椅上,膝盖上搭着一条红绿相间的格纹毛毯。

窗外的椴树枝丫一摇一摆,暖气片咝咝地响着,小桌板上搁着只磕掉漆的搪瓷杯。

他看见一身黑皮大衣的棕发男人站在门口。

他教了四十年书,读过的脸比读过的论文还多。男女老幼,濒死的,活过来的,满怀希望的,彻底放弃的。这张脸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。

这张脸的主人,穿着比他一个月退休金还贵的大衣,领口别着一枚他叫不出名字的徽章,皮鞋擦得比窗户还亮。

这种人通常不是来看病的,不是来送花的,不是来问“您今天感觉怎么样”的,他们是来要东西的。

老人下意识扯了扯毛毯,灰蓝色眼睛在逆光里锐利地眯起来。他没问“你是谁”,只是静静瞧着这人懒洋洋合上门,在硬木椅子上优雅落座。

君舍把几页纸放在膝上,没有立刻翻开,声音依旧轻飘飘的。

“你是曼德尔教授。”带着歌剧般的咏叹调。

老人没答话,目光依旧停在他脸上,声音干涩。“你这个伤,缝得不错,军医不会用这种针法,他们只求快,不求不留疤。”